从《史记》到《清史稿》共26部“正史”中，留下了大量用数字证述历史的资料，在其他各种史书包括私人著述中，也留下了不少数字的记录。数字与文字记述同等重要，两者互证且互补。大学者阮元曾说过一段很精彩的话：“数为六艺之一，而广其用，则天地之纲纪，群论之统系也。星辰之高远，非数无以效其灵；地域之广轮，非数无以步其极；之纠纷繁赜，非数无以提其要。地人之道曰儒，孰谓儒者而事以不知数乎！”
阮元一席话，指出数字无处不在：上经天，下通地，社会生活不可离。阮元之数字论，无疑是对几千年数字之用的正确总结。回顾历史，历代应用数字、用数字记述史实，俯拾皆是。如，据《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率大军攻入咸阳，金银财宝、后宫皆不取，独取户籍、地亩、图册，此意是在掌握全国的土地与人口数，以备将来之用。其后历代史书皆记载本朝的人口、土地及税收等大量人文经济信息，以至国家各级设置，直至行政区划、军队及军事活动，等等，均有数目统计。这些宝贵的具体数字，为后世展开学术研究提供了数据。清代所载各项数据，远比前代更为全面而丰富，如编纂的《清实录》、国史及其他官书如《四库全书》等，还有大量的地方志书、私人著述，无不包含用数字记述的史实。特别是清朝诸帝在位的每一年都要统计并公布该年度的土地增长及人口变化，乃至国库存储、蠲免钱粮、水利工程投资、军费支出、官员薪俸等情况，都有具体的数额记载。可见数字在国家、经济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占据首要地位。
毫无疑问，数字就是史料，是各种史料最值得重视的组成部分。数字同文字记录一样，都是历史的载体，其独特之处在于它把历史的内涵具体化，彰显其真实的存在。数字与历史的关系如此密切，对于史学研究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不可少。应当承认，我们的史学研究往往不那么看重数字，总是偏重于研究事件始末、人物的实践活动、的评断，数字只是其中的附属，很少有人把它视为主要依据。这里，还有一个认识误区，即以为“摆弄”数字与统计，是经济史学家的事，似乎跟史学其他方面的研究无关。这一认识显然是不正确的。我们应当树立“数字历史”的新思维，重新认识数字在史学研究中的特殊价值，若能如此，将深化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并做出新的判断。
康乾盛举千叟宴。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在首次举行有来自全国4240位60岁以上老人参加的盛大宴会。其后，乾隆五十年（1785年）第二次开宴，参加人数共3900余人；嘉庆元年（1796年），最后一次开宴，人数达5900余人。开“千叟宴”，是“盛世”举办的一件空前盛事，前代所无。在国家财力雄厚、天下安定之时，与天下百姓，以60岁以上的老人为代表，共享盛世。
六次蠲免全国钱粮。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开始，三年内分批分期普免全国钱粮，共3206万两白银。至乾隆十一年（1746年）、三十年、四十三年、五十五年，嘉庆元年（1796年）等五次全免，共1.4亿两，江南漕粮1200万石，价银1200万两，共1.52亿两。总计6次，免去近2亿两，相当于国库平常年的4年全国总收入。历代皆有蠲免、救灾赈济之举，但一次性全国全免一年的钱粮税收，却无此记录。
“盛世滋补人丁，永不加赋。”清以前，历朝历代皆征丁税即人头税，此制已行千百年。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宣布：自五十年为始，以本年全国人丁数为常额，自此年后所生人丁，不再征收丁赋。此举实具划时代意义。
编《四库全书》，集中华文化之大成，堪称中华传统文化创制之最。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决策编纂，历时10年，梦见参加结婚喜宴至四十六年完成。参加人员共4200余人，收集图书3461种，79039卷，9.9亿字；共刻写7部，总计55.3万卷，25.2万册，1600万页，总字数69.3亿字。此项文化建设为古来第一，没有任何一部书可以与之相比拟。康熙与乾隆两帝各创一项中国历史之最：康熙帝在位61年，为中国在位最久之帝王；乾隆帝在位60年、太上皇3年，寿89岁，为中国寿命最长的长寿。
或许，这是网络时代给予这个时代人们的最大馈赠。有传统的年味，有网络的翅膀，中国年必将在不断传承中获得新的形塑，潜滋暗长，开枝散叶。【详细】
乡村规划要从蓝图规划向绿图规划转型，更加注重效率、和谐、可持续，与现代化目标、“三农”问题、国土综合整治有机结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