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野春色站在文学研究与未来的角度看，“后”的提出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其最重要的价值并非“前沿”层面，而是体现了的有识之士面对人文学科日益衰落的困境所作的有效调整。
2015年10月，大学英文系教授丽莎·鲁迪克（Lisa Ruddick）发表了一篇题为《当没有什么是酷的》（When nothing is cool）的文章。她在文中描绘了一幅当代英语文学研究的黯淡景象。文学界除了酷玩之外，别无追求。她例举在学界广受追捧的文学小说《沉默的羔羊》中狂比尔，在一篇评论中被作者塑造为“英雄”。因为在这位家看来，比尔通过女性，剥去并穿上女性的皮肤挑战了厌女症所建构的人性从而了加在我们身上的两性意识，由此性别的界限被打破，“性别”得以实现。此文出自当代著名女性主义家之手，并被列为跨性别的典范之作。这种让行外人吃惊的案例，行内人恐怕早已司空见惯。当代文学不仅隔断了与普者的联系，而且日益变得不分，不明。鲁迪克援引法国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话指出，这种对待人类经验的态度，体现了一种“的主义”。
鲁迪克对当下文学研究的，无疑给文学界投下了一枚不小的。虽说针对当代文学研究的类似并不鲜见，但绝大多数的来自学界之外或来自保守主义阵营。像鲁迪克这样一位来自左翼内部的女性主义者，对圈内之事提出这样严厉的，此前并不多见。但近些年，像鲁迪克这样的“局内人”的越来越多，今年由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新文学史》主编芮塔·菲尔斯基（Rita Felski）编辑的文集《与后》（Critique and Postcritique, 2017）的出版，更是体现了左翼内部对当前文学研究状况的反思与。该文集收录了十多位学者的论文，这些文章除聚焦于当下所处的困境之外，也对的未来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这也让“后”（postcritique）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正式浮出水面。
这并非“后”第一次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之中，菲尔斯基在其2015年出版的专著《的局限》中就提出这一概念。在那部作品中，菲尔斯基对的历史与局限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探讨。她特别用大写的“Critique”来指代那种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实践，指出这种不再受制于传统（criticism）所设定的对文学作品进行解释与评价的任务，而是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好斗性与反叛性；意味着一种对主流价值的与否定。这种主导了当代文学研究数十年之久。从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到分析，都共享了一种“症候式的解释”模式。新一代的青年学者与家从这一模式中得到的是：我们需要像对待病人或罪犯那样对待文学作品，从中发现病情或敌情。为此他们普遍采取了一种冷漠的态度来对待文本，以“深入挖掘”和“置身事外”的方式来探索文本中可能潜藏的意识形态和话语。
同时作为的实践者与观察者，菲尔斯基与她的不少同行逐渐意识到，这种模式越来越存在问题，并日益趋于。首先，这种怀疑模式日益远离日常文学阅读经验，无法或回答“人们为何阅读文学”或“人们为何走进剧院”的原因；其次，这种模式让文学研究变得日益成为一种霸权。这种模式不再具有“”或“”原本所体现的激进性，而是一种彻底被“规范化”了的激进，是在学术圈必须掌握的游戏规则。再者，这种充满与反叛的模式，了家面对文本所应具有的接纳性与性。早在2003年，伊芙·塞奇威克（Eve Sedgwick）就尖锐地指出，理论在文学领域酿成了“一种妄想症的心态”。最后，原本属于左翼的这种模式，却意外地沦为其对手保守主义的思想武器，比如后者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恰恰使用了这种论的逻辑。
为此，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走出这一模式。比如莎伦·马库斯（Sharon Marcus）和斯蒂芬·贝斯特（Stephen Best）提出用“表层阅读”（suce reading）来取代之前的“症候式”；鲁迪克则指出，我们需要告别这样的学术酷玩，重新去探询那些“不酷”的，但真正对生活有意义的事物，她尝试拓展分析理论的内涵；还有不少学者提出文学学者需要摆脱冷漠的姿态，要用更具感性与情感的方式参与；菲尔斯基更是试图用开阔的视野去探讨文学的社会维度，让文学研究更好地解释与参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上述这些新的探索都有助于我们对“后”有一个准确的理解与定位。首先，它不再是又一种新的理论或。菲尔斯基并不喜欢用“后”这个词，因为它常常意味着用一种时尚来取代另一种时尚。其次，“后”本身可以包罗万象，代表了文学界部分学者将这种充满怀疑与的等同于文学的全部，而是试图使“”回归现实的日常生活，文学可以不那么好斗。最后，“后”并不意味着放弃，回到传统的审美主义。菲尔斯基希望通过重新描述“”，使之以一种不那么并具有感性的方式去介入当下的社会现实。
在保守主义回潮的当下，菲尔斯基的书写得分外审慎，深怕授人以柄。即便如此，“后”的主张依然遭到不少派与激进派学者的反对。他们认为“后”代表了一种在上的与无为。比如，特里·伊格尔顿在赞赏《的局限》“是一本大胆的书”之余，还是隐晦地提醒菲尔斯基，不能因为放弃了对深度的兴趣而落入“现象主义”之中，理论的锋芒。可以想见，这样的争论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站在文学研究与未来的角度看，“后”的提出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其最重要的价值并非“前沿”层面，而是体现了的有识之士面对人文学科日益衰落的困境所作的有效调整。这些学者地认识到，人文学科的边缘化一方面是日益扩张的消费主义与经济冲击造成的，但另一方面也是人文研究自身的“”引起的，这点无须回避。因为今天从事人文研究的不少学者已经不再相信人文主义，只关注如何解构与人文价值，那么社会为何还要对他们有所支持与期待？鲁迪克曾对七十多位英文系的青年学者进行过调查，结果发现学术训练把他们塑造成了对生活充满的人。
这些学者也地意识到，文学研究若继续社会现实，将沦为行话的大本营；文学学者们若不能对诗歌与小说有所，却只对反叛与发表倍感兴奋的话，那么人文学科必将付出被社会不断边缘化的代价。正是在此处境中，人文学者需要放弃某种自恋与自负，而以更为有效的方式向社会证明自身研究的价值。正如菲尔斯基在文集序言中所警示的那样：“那种每每将自己置于边缘与抵抗处境的心态，终将使严肃的思考始终居于象牙塔之内，却对公共领域缺乏任何的影响力。”文学研究需要证明自己，需要清晰地向人们传达阅读文学、关心艺术的重要性。它决不能沦为自娱自乐的学术圈游戏，而应努力面向现实世界贡献货真价实的思想与智慧，来为人类社会未竟的启蒙事业尽一份力。在此意义上，“后”绝非新鲜的理论热点，而是体现了文论界（甚至包括人文学界）的探索与努力。对于当下依然热衷于各种时尚理论的中国文论界而言，这无疑是一种颇值得聆听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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