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输出、输入地的，正在有条不紊地展开返乡农民工的就业、创业援助行动，针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也多了起来。种种迹象表明，化解返乡农民工就业危机正循着“危中有机、化危为机”的径演进。
各也在寻求从更接近真实的角度，来分析农民工及返乡农民工的就业现状和趋势。正确把握农民工就业的基本面，是当前在压力中寻找动力、在危机中探讨出的现实课题。
对城乡劳动收入差距的比较，永远是农民转移就业、实现劳动价值更大化的内驱力。农民工的就业压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是孤立和短暂的，与城镇新增就业人口、大学毕业生、企业分流人员等就业力量交织在一起，城市就业的供需矛盾逐年显化。只不过，农民工作为游走在城市和现有就业制度边缘的群体，承担的压力相对更大，化解的空间相对更小。顶多，他们能做出的无奈选择就是如同本报记者所呈现的那样——“结清工资”暂时返乡了，但他们的铺盖连同他们的梦想还留在城市。
在现有体制格局下，从就业、就业水平、就业层次等多角度审慎看待农民工就业的基本面，依然不乏近忧和远虑——比如，在有限的就业资源和巨大的就业压力面前，设计和建立城乡一体的公平就业平台，难度很大，这决定了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竞争中，往往处于弱势，有时只能无奈地选择随遇而安。
稳定性差、流动性大，理所当然地是进城农民工就业的显著特点。现实表明，农民工能够进入的，黄菊自杀真相多是经营不稳定、从业风险高的企业和行业。据调查，在近10年中有19.9%的农民工就业发生了行业转移，其中77%转了一次行，23%转了至少两次行。无论是单位性质的转换，还是行业、职业的转移，农民工主要在较低就业领域的水平层面转移。
制造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是吸收城乡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统计表明，农民工在加工制造业就业已占68.2%。但本轮经济危机受冲击最严重的也正是这些企业和行业。有关经济学家分析“制造业危机”的成因时指出，更多的资金和资源通过调控转移到了更能拉动P快速增长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能力和发展空间则因为流动性不足而可能陷入困境。
因此，我们担心，某些地方依然存在的“P情结”，短期内可能会使得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就业的持续稳定增长难以协调。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乡居民就业基本面的改善，正有待于发展的转变，以及经济结构和产业转移战略的加快推进。
也就是说，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推行“人文P”，增强经济增长中的民生关怀，将不仅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持续稳定健康，也有利于改善和提升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乡居民的就业状况及水平。
把城乡居民充分就业作为考量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的关键依据之一，这是对各级能力、智慧和胆识的。以此，迫切要求各级真正从社会公平的视角、从城乡一体化的战略高度出发，全面深刻认识农民工进入城市对于农民增收、繁荣城市、发展工业、促进城市化、扩大内需等方面的重大现实意义。(方大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