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神节是哪天的前30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达到10%。然而2007—2019年，这一指标却由14.2%一下降至6.1%，降幅超过50%。2020年年初，由于遭受疫情冲击，这一波下行趋势看起来仍将继续。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增速显著放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将从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实物资本、技术创新这四个方面来一一分析。
以来，人口红利提供的充裕劳动力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有目共睹。人口红利可分两个层次：一是指工作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上升，二是指大规模农民工向城市流动压低了总体工资水平。那么，2008—2019年，这个两个人口红利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中国15—64岁的人口数量，由1990年的7.63亿逐渐上升至2013年10.06亿的峰值，到2018年下降至9.94亿。中国工作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则由1990年的66.7%上升至2010年74.5%的峰值，2018年下降到71.2%。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一的顶峰是2010年，从2011年起开始递减。
截至2018年，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占比，依然显著高于美国、欧盟和日本：比美国、欧盟高出5%以上，比日本高出10%以上。但2010年以来，中国工作年龄人口占比曲线下降幅度，显著高于美国与欧盟。各方面数据均显示，此后30年内中国将迎来快速的人口老龄化，这意味着人口红利一将会加速衰减。
人口红利二是否也发生了衰减呢?我们可以用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的间接，来分析农民工供求关系的变化。2008年至今，中国农村人均真实工资收入呈更快速的增长，占城市人均收入比重已由2007年31.8%的谷底，上升到2019年的37.8%。这背后的原因是，农民工市场从最初的供过于求，转变为供不应求。
尽管中国农民工的数量，仍然由2008年的2.25亿上升至2019年的2.91亿，但年均增速却由2010年的5.4%，显著下降至2019年的0.8%。预计在不远的将来，农民工的总量就会由升转降。此外，2008年以来，中国农民工的流动还发生了两大结构性变化：一是平均年龄显著上升，由2008年的34岁上升到2018年的40.2岁;二是外出农民工占全部农民工的比例显著下降，由2010年的63.3%下降至2019年的59.9%。“离土不离省”或不离市、县的情形越来越多。
随着人口红利二的衰减，用工市场供不应求，劳动力收入增速加快上升，这对劳动力本身来说是好事，对严重依赖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却是坏消息。因此，从2008年至今，中国沿海城市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已经持续下降，不少中外资企业都开始把工厂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与印度转移。
的前30年，中国中低收入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积极性很高，因为投资回报率很高，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性较强。遗憾的是，2008年以来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
我们仍以农村家庭为例。以来，中国整体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但不可回避的现实是，随着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加速，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逐渐拉大，发达地区大中城市教育水平发展实在太快，自然造成农村尤其是偏远地区农家孩子考上重点大学的概率下降。
大学教育学院刘云杉教授统计了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背景后发现，1978—1998年，他们中来自农村的比例约占三成，而2000—2011年，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又如，自2000年以来，农村学生上大学的比例上升至新生人数的60%，但上“985”和“211”重点大学的比例不升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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