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节期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迅速向全国蔓延，众志成城抗击疫情，采取了居家隔离、延节假期、关停人流易密集场所等防控措施。面对疫情发展的持续性、难预测性和防控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会受到何种程度的影响，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分析，不断论证，进而制定采取合理有效的政策措施，不断削弱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消费方面，疫情影响程度与消费品的性质有较大关系，即可推迟和不可推迟的消费品受到的影响会有所差别。疫情期间，大多数消费都会受到冲击，而疫情一旦消失，可推迟消费的商品与服务消费出现反弹，消费者会弥补在疫情期间受到冲击的支出（比如买车）。但不可推迟的消费品即使疫情消失，也不能弥补回来（比如餐饮），甚至部分旅游活动也不能弥补。
投资方面，与“”相比本次疫情对投资的负面影响可能也较大。农民工返乡后或短时期内难以返回工作地点，各省发布的复工信息显示，一般不能早于2月9日（即正月十六）。这似乎与往年时间相同，但由于多个区域封城，部分省际间长途汽车停运，区域列车通行班次被削减，或由于对疫情的恐慌心理，农民工的返程时间更晚。从供应端来看，这会导致设备与原材料供应不足，而从投资端来看，这导致生产设备安装、厂房建设的开工时间延迟。
如果湖北等中部省份的交通不能及时恢复，叠加部分农民工外出意愿减弱，将会给企业开工带来负面影响。从农民工输入地来看，55%的农民工流入东部地区，这意味着东部、尤其是沿海各省的节后用工将受更大冲击。从行业来看，29%的农民工从事制造业工作，另有19%从事建筑业，预计这些行业受的影响可能更大。
进出口方面，疫情对2020年商品进出口的影响可能更多体现在一季度，对全年的影响程度取决于疫情的持续时间，整体上对进口的冲击大于出口。出口的需求来自国外，生产在国内；进口反映的是内部需求，生产在国外。这次疫情主要集中在中国境内，外部需求变化不大，国内生产受到的冲击较大。疫情对进出口的影响关键看疫情持续的时间，疫情的爆发恰逢春节长假，很多企业原本就计划在元宵节左右才复工，如果疫情控制的好，企业开工能大致按原计划进行，那么对出口企业的生产影响就较小。
量化估算疫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基于相对乐观和悲观的情景假设，对2020年的P增速的拖累可能在0.4-1.0百分点。更值得关注的，疫情的冲击是短暂的，疫情之后P回到趋势水平，意味着2021年经济增长有显著反弹，大概率回到6.0%之上。疫情本身不会改变经济的长期趋势，短期下行的幅度越大，未来的反弹力度也越大。
疫情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体现在两个层面，投资者情绪和经济基本面，市场的波动会加大，但长期看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在扩散初期，疫情带来的更多是一种情绪扰动。总之，在当前的形势下，疫情还在扩散，短期市场难免还有些扰动。以港股为例，市场已于1月29日恢复交易，恒生指数两个交易日累计下跌5.4%。在1个季度左右的中期内，需要观察疫情对于经济基本面的冲击有多大。如果是着眼于一年以上的长期目标，对于市场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当前形势下，政策面临两个层面的选择。首先，控制疫情的措施越严格，其对经济活动的冲击越大，政策如何取舍？其次，宏观政策如何在总量和结构之间平衡，有效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
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大概率是短期现象，不会改变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从这个角度看，短期采取严格防控措施非常必要，可以说不存在控制疫情和经济冲击之间的取舍。有观点认为，现在和2003年“”不同，没有人口红利，没有入世的支持，房地产泡沫较大，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本来就大，叠加疫情的影响，似乎经济要垮下来。但疫情不是导致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的因素，当前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就是比20年前低。
就宏观政策而言，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是短期现象也是一个重要判断。这意味着政策应对更多应该是有针对性的扶持，帮助受影响严重的行业、地区和群体，而不应该是大水漫灌式。也就是说，宏观政策应该注重结构，而不是总量。虽然货币政策可能较没有疫情的情形下宽松一些，但主力应该在于财政扩张，包括减收与增支。
财政政策方面，2003年“”期间，由于对投资基本没有影响，财政上主要是对餐饮、旅店、旅游、娱乐、民航、公客运、水客运、出租汽车等受“”影响较重的行业采取性基金减免和税收减免的政策。
本次疫情会对投资和消费形成拖累，财政政策的力度可能会较2003年“”时期更大。从减收方面，可能如2003年，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采取性基金和税收减免的政策。从增支方面，预计一般公共预算财政赤字率会提到3%，专项债发行或超原有预期（原有预期为3万亿），不排除发行特别建设国债的可能性，城投债和政策性银行债等“准财政”行为预计也会加大力度。
（摘编于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彭文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光大集团研究院副院长、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新年伊始，随着新冠肺炎病例不断飙升，防控疫情成为头等大事。疫情导致春节假期相应延长，也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企业经营和就业前景带来了较大挑战。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究竟会成为一时现象（如2003年的“”疫情）还是将持续更久、影响更大，不仅取决于我国经济所处的和发展阶段，也取决于企业能否顺利渡过目前的困境，并保持就业稳定。
与“”时期相比，目前经济恢复所面临的挑战可能更大。当时，我国加入WTO后的外需势头强劲，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旺盛，人口红利处于高峰期，经济上行的动能很强，而现在正是全球化受到挑战的时期，国际已与当年大不相同。
由于这次疫情爆发正值春节期间，1月下旬以来，我国采取的控制措施明显强于当年“”时期。随着各地防控不断升级，春节假期相应延长，延迟复工对许多中小企业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每停工一天，就意味着企业要承担包括房租、工资、各种费用摊销等在内的多种经济损失。中小企业的状态可谓雪上加霜。我国民营企业贡献了就业的80％。如果企业出现较大面积倒闭，就业形势就会恶化，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人们有了生活来源，才有底气消费。就业稳，市场才能稳，扩大消费、促进投资才有基础，经济的恢复才更为可期。
“”时期，、企业、居民杠杆率不像目前这么高，货币政策的空间更大。现在资本的边际回报率日趋下降，通过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从三大需求对我国P的贡献率和拉动率看，2003年，资本形成总额贡献了P增长的70％，拉动P增速7.0个百分点；而2019年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仅贡献了1.9个百分点。
当年“”时期，由房改带来的房地产业爆发式增长刚刚开始，在“”结束不久的2003年8月房地产业被正式列为支柱产业。而现在则强调“房住不炒”，且疫后不大可能通过房地产业来拉动经济。
目前，无论是从存量还是增量看，我国房地产融资占比已基本恢复到正常年份的水平。考虑到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房地产业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但过去十几年快速发展的阶段已经过去。从我国经济发展全局出发，仍应“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通过刺激房地产来对冲经济下滑不应成为当前的政策选项。
第一，高度重视此次疫情冲击对企业经营和就业的影响。进一步减税降费，降低企业成本。同时，稳健的货币政策也可在边际上适度放松。物价对货币政策的制约不大，因为疫情对物价的影响集中在少数种类的食品、药品和卫生用品上，绝大多数的商品价格基本稳定，甚至可能因需求减少而下降。货币政策的着力点应关注有效舒缓本次疫情给企业带来的流动性压力，努力降低受疫情影响企业的经营成本。据有关测算，如果对企业在3天假期延长期间发生的利息支出予以免除，大约可减轻企业财务成本450亿元左右。人民银行可通过宏观审慎评估，鼓励开发性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银行通过再贴现、再贷款、抵押补充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医药卫生领域和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的金融支持。
要避免“一刀切”式的过度干预而额外增加企业的负担。在控制疫情的前提下，应鼓励员工在家远程办公，而不是让经济更长时间地处于“休克”的状态。企业用工成本增加将其裁员，并抵消财政、货币政策降低企业成本的效果。
此外，应谨防企业信用风险大面积爆发。目前有关政策已开始舒缓企业资金链紧张的问题。1月26日，为配合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银保监会已经要求对于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以及有发展前景但暂时受困的企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鼓励通过适当下调贷款利率、完善续贷政策安排、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等方式，支持相关企业战胜疫情灾害。
第二，不以房地产作为对冲经济下行的手段，但应在“房住不炒”的前提下稳定房地产投资和销售。由于疫情已经对经济带来了较大的冲击，加剧了短期经济的波动，房地产投资的平稳对于顺利渡过当前的也很重要。一方面，防止经济过度“房地产化”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空间，另一方面，目前房地产业在我国经济中仍有着重要地位。不将房地产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梦见刮大风不应与政策继续收紧划上等号。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国多个城市针对房地产市场下发了“暂停经营”的通知，明令售楼处、中介门店继续营业，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也发出号召，全国楼盘暂时停止售楼处的销售活动，待疫情过后再自行恢复。房地产销售的迟滞将加剧房地产企业的资金紧张，而销售回款（包括个人按揭贷款和定金及预收款）已经成为房地产企业最为重要的资金来源（2019年达到49.62％的历史高位）。适度放松对房地产企业的融资，允许部分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房地产企业延期还贷，缓解近期销售萎缩对其资金链的冲击。
房地产政策应以“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为旨，以供需相结合的调控方式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支持房地产业合理融资需求，调整土地供应结构，增加住房供给，加强房价预期管理，并继续构建和完善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
第三，此次疫情对地方财政造成了较大冲击，税基缩减加剧了地方债务风险。加大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力度，提高中央财政赤字率，增加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
我国部门整体的杠杆率并不算高，且债务结构较合理，绝大部分为内债，外债占比很低，短期债务占比也较低，而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经济和收入增长较快。这些为我国提高财政赤字率提供了条件。我们认为，可以较大幅度提高财政赤字率，至少可以提高到3％。
财政政策在逆周期调节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同时，应财政可持续，在增量投资方面要求项目投资回报机制明确、收益可靠、风险可控，在资金筹措方面提高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的杠杆作用。而财政部门在进一步增加对医院、病毒检测实验室、医疗物资储备等的资金投入的同时，也要切实提高医护人员收入水平。
也应看到当前存在的有利条件：一是我国经济发展已经不再“唯P马首是瞻”，而是强调稳增长和转变增长方式。2019年四季度，经济运行已出现一些积极信号，达到阶段底部区间。二是我国进一步深化，金融业等第三产业对外力度加大，新的红利。三是我国经济韧性较强，且疫情期间被压抑的需求将在疫后有所反弹。四是有当年抗击“”的经验，疫情防控比较迅速。由于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疫情影响主要集中在湖北省，其它地区受到的影响相对有限，延续时间也有望相对较短。
总而言之，在全力应对疫情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经济的薄弱环节，采取有力措施，帮助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渡过，稳定就业，保障民生。我国经济恢复所面临的挑战可能比当年“”时更严峻，但只要各项政策和措施得当，这次疫情冲击应该是短期的和可控的。
（摘编于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盛松成：上海市人民参事、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