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社会领域中做政策抉择时，是否可以用更具有可操作性的“经济理性”和“人文关怀”来取代“效率”和“平等”，以衡量和调整社会政策的效率和效果。本文从“效率和经济理性”，“平等与人文关怀”，“经济理性与人文关怀”和“科学理性与人文”四个视角入手，对上述议题进行了讨论。三、经济理性与人文关怀从公平与效率到经济理性与人文关怀，不同的社会科学学科理论都已作出了各种不同的诠释。五、经济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分析框架本文一开始就提出：社会领域中做政策抉择时，是否可以用更具有可操作性的“经济理性”和“人文关怀”来取代“效率”和“平等”，以增衡和调整社会政策的效率和效果。
遗憾的是，一些学者在观察和思考我们这个世界时，常常是“经济理性”过多而“人文关怀”匮乏。从理论上来看，著名的“分蛋糕论”在中国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因为有些中国的学者总在抱怨现在国民经济的蛋糕做得还不够大，所以不能公平分配。要让劳动者勒紧裤带，继续将蛋糕做大、做大、再做大……
那么，到什么时候才能分蛋糕呢，他们给出了一个很“科学”的库兹尼茨(Simon Kuznets)的“倒U字”曲线。在中国，库兹尼茨曲线常常被解释为：在发展初期，差距肯定要随着经济增长日益扩大，但会有一个顶点；随着经济发展，差距上升到这个顶点后，差距就会“自然而然”地走入日渐缩小的轨迹。因此，和社会无需担忧，只需耐心地坐等这个“顶点”到来。这样的解释在经济学界也被称为“涓滴效应”或“涓滴理论”。
然而，正像赫尔指出的那样：“库兹尼茨也特别提到只有在干预的情况下，收入差距才会下降。也就是说库兹尼茨以及其他经济学家提出，光是依靠市场体系，工资收入差距只会不断扩大，因为富人会越来越快地更加富裕。库兹尼茨认为，必须要进行干预，他认为如果是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应该有相应的机制，这个机制这个国家的进行干预。”赫尔还特别强调：“我不相信涓滴理论，因为我们在巴西、在南非、在印度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富人变得越来越富，但穷人还是在原地踏步。不存在这种自动的涓滴机制。所以我们要进行干预，来避免出现这样的双层或双轨的社会曲线)。”
很多经济学家都用事实对涓滴理论作出了证伪。譬如，有研究表明，涓滴理论不符合第三世界国家的实际情况。换言之，随着经济发展的进程，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收入分配并没有向平等方向转变，而不平等却越来越悬殊。又如，有的研究把美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作为反例，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美国，其差距界上也是名列前茅的。
库兹涅茨曲线试图证明的是欧美国家历史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与缩小差距或社会公平的关系，但是这条曲线描绘出来的是历史发展的一个结果。考虑到库兹涅茨曲线年，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是二战后欧洲国家纷纷建立“福利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旨在缩小差距的社会政策。如果看整个过程，可以发现这个结果并非是“自然而然”，而恰恰是在国家干预下得来的。
为了证明以上所说非虚，可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向右转”的欧美国家屡屡发生经济危机，难道这是因为欧美做的蛋糕还不够大？再看近年来新的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从美国开始，逐渐影响到全球。与此同时，欧洲也陷入了主权债务危机。2013年的《全球风险报告》指出：今后10年中，最大的全球风险首先是收入严重不平等，其次是财政长期失衡(，2013)。这些经济社会现象如何用“蛋糕论”来解释？
我们可以再看看拉美现象：如今在拉美33个经济体中，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高达28个，占85%。截至2011年，拉美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已平均滞留37年，而最高的阿根廷则有49年。也就是说，并不如涓滴理论所假设的那样，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差距就会缩小。其实，“拉美病”的主要症状就是分配不公(浙江日报，2011)，光做大蛋糕而吝啬分蛋糕造成的拉美的困境。拉美成为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地区之一，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高达0.66。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加剧了社会分化和冲突，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使拉美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我们完全应该这样判断：与涓滴理论所述恰恰相反，1952年库兹涅茨绘制的“倒U字”曲线，正好证明了在二战结束后浓郁的“人文关怀”氛围中，国家以社会政策对分配进行了有效的干预和调节，比较合理地分好蛋糕，于是调动了全社会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做大了蛋糕。
顺着这个思，再的现实情况，梦见钱被盗我们一定要在做蛋糕的同时注意公平合理地分配蛋糕。可以说，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等蛋糕做得足够大了才开始分蛋糕的。要是那样，社会问题早就积重难返了。所以，以社会政策干预社会分配，要将差距控制在社会和个人都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在社会领域中保障老百姓的基本。只有这样，社会经济才能平稳地向前发展。
综上所述，同样是经济学分析，为什么常常得出的结论大为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这使我们想到，为什么在中国成功的经济背景下却出不了像印度经济学家的森(Amartya Sen)和孟加拉的经济学家优努斯(Muhammad Yunus)那样的诺贝尔经济学或诺贝尔和平获得者，过于着迷“经济理性”而缺乏甚至人文关怀恐怕是一个根本的原因。
从看，当我们的地方领导换届时，常常见到上特意指出，新领导是“懂经济的”；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却很少看到赞赏哪一位地方领导是“懂社会的”，难道这不应该吗？